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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00辆寻亲货车穿过大江南北

  过去24年里,申燕荣和丈夫每年都这么计算着时间。和许多寻亲父母一样,自从儿子张文龙失散的那天起,找儿子就支配着他们的人生:带着找儿子的希望醒来,伴着想儿子的失落入睡。丈夫负责打工养家,她负责出门找儿子,从20岁出头的大姑娘,找成半头白发的中年人。

  2006年,申燕荣生了一场大病。此后她常常想不起一些事情,但总不会忘记找孩子,和帮助过她的好心人。许志辉就是她常提起的一个名字。

  申燕荣是在找孩子的路上认识许志辉的,她在镇上看到了一辆货拉拉货车。这辆车很难不引起注意——车身贴满了寻亲海报,上面是数十个失散儿童的信息的照片。她一个一个看,意外地看到了自己儿子的照片。

  寻亲家长对线索是极度敏感的,申燕荣很快联系上了车主许志辉,对方也是新乡人。许志辉告诉她,寻亲车贴是自己发起的爱心行动。他从公益机构和寻亲家庭那里获得了这一些信息的授权,自费做成海报贴在车上。货车在不同省市间穿梭,跑得越远,就能让越多人看见走失儿童的信息。

  越来越多的车主加入了这个行动。据许志辉统计,仅货车司机已经有超过9000名。除货车以外,还有很多电瓶车、私家车、洒水车、冷藏车甚至收割机也参与了进来,穿梭于城市和农村,把数百个寻亲家庭的希望带向全国各地。

  许志辉今年36岁,主业是在货拉拉平台接货运订单。几年前,他还是个风光的家电小老板,开一辆三十多万的别克君越。疫情来袭,货全亏在了手里,负债数字一路飙升到一百多万。短短一个月,他的头发白了三分之一。

  为了还债,他跟父亲一起去工地干过活,可收入都太少了,后来去送外卖,车又不小心翻进了沟里。女儿又刚出生不久,他一边要解决家庭开支,一边要应付追债的电话。别人跟他说跑货车赚钱,他加入了货拉拉,边拉货边还债。

  几乎是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,许志辉做起了寻亲车贴。妻子和父母很难理解他做这些事的意义,但他闲不住。

  二十多岁的时候,许志辉就开始做公益了。他给孤寡老人做志愿服务,还给服刑人员子女做过心理疏导。寻亲车贴的行动,也只是因为他在抖音上看到了一户寻亲家庭的故事。“我泪点低,受不了,就想来帮帮他们。”

  最初接触寻亲家庭时,许志辉的第一反应是,自己什么也做不了。那种无力感他至今还记得:大多数寻亲家庭都家徒四壁,甚至有人没有家。找孩子耗尽了他们的人生,带来一身病痛,有些家长活着像是吊着一口气,就为了等孩子回家。

  有家长告诉他:“就连骗子给我打电话都会很激动,哪怕他提供的线索是假的,我们都会把它当成真的,因为又多一个人来关注这个事情了。”

  许志辉意识到,原来寻亲家长是靠希望来呼吸的。任何一个新消息都如同救命稻草一般,能让他们重燃对生活的期待。他决定做点事情。当下的许志辉拿不出什么,那就利用自己手头的这辆货车。

  车是最好的宣传载体。许志辉观察过,过去寻人启事都贴在电线杆上,但那样的纸很难循环利用,也不够环保。后来有人在快递里放印有走失儿童信息的纸卡,但非常容易被扔掉。“司机要谋生,就得让货车的轮子转起来。轮子转起来了,走向天南海北,车贴就能被更多人看到。”

  许志辉用当地免费为其提供的一处场所开了个工作室,又雇了一位美工。家长向许志辉提供照片与信息,工作室会在确认真实性后,用AI工具对老照片做修复,再做成寻亲海报发至打印店。

  车贴最大花销在于打印费。车上路上跑会经历风吹雨打,要想材料耐水性更好,就必须承担更高的成本。许志辉谈了几十家打印店,一位来自登封的老板最终答应给他尽可能低的价格,一张40cmX25cm的海报只收1.5元,相比起市场价已经足够低。老板起初有些犹豫,但在看到打印的内容后,没再说一个字。

  最开始许志辉只贴在自己车上,然后再通过抖音扩散出去。慢慢的变多司机私信他,也想加入寻亲货车的爱心行动中。许志辉把他们拉进微信群,车贴由许志辉安排打印店统一打印、裁剪,再把快递发往全国各地。每当有失散的孩子和亲生父母团聚了,他再将好消息发到群里,大家都会出来祝贺。其余时间,大家的交集并不多。

  申燕荣家住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获小庄村。村子里大多人建起了楼房,申燕荣和丈夫仍然租住在猪圈旁。他们有个老房子,但已经许久没人住了。一是找儿子的开支已经让这个家极度贫困,拿不出重修的钱;二是她没舍得重建,怕老房子拆了,儿子会找不到家。

  申燕荣的儿子被拐于1999年。刚丢孩子那一个月,她和丈夫带着儿子的照片坐在路边,晚上也不敢睡觉,生怕孩子就这样从身边走过。困的时候,他们就扇自己耳光,越用力就越清醒。第二天迷迷糊糊醒来,两个人的脸都肿了起来。

  扇耳光像是一种惩罚,是申燕荣和丈夫长久的愧疚:“怎么当父母的?连个孩子都看不好?”他们都觉得自己愧对儿子,也愧对因为总是要出门找儿子而忽视的女儿。申燕荣不穿裙子,也几乎不拍照,认为自己没有权利享受身为女人的一切。“只有在找孩子的路上,才感觉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母亲。”

  儿子以彩色照片的形式存在在这个家中,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默守的规则。申燕荣告诉几个外孙,照片上的五岁男孩是舅舅,他跟我们在一起生活。外孙有时玩闹会不小心把照片弄掉,然后就会立马对着申燕荣道歉:“对不起,姥姥,我们不是故意把舅舅弄掉的。”

  没有手机的年代,找孩子全凭别人随口说的线索。哪里有信息疑似的被拐卖小孩,她就去哪。有钱时她就睡2元一晚的旅馆,没钱就睡大街和桥洞。她去许多村子蹲过点,偷看孩子长得像不像自己的儿子,可是结果都不如人愿。离开后,她还会想起哪些孩子,不知是谁家的孩子。

  寻亲的苦总是相似的。许志辉随手翻了翻手机,一位眼睛快看不见的母亲,为了能让自己女儿登上车贴,但仍然摸索着打出一句话,希望许志辉千万别忘了女儿的信息。每次他在寻亲群里更新新的线索,父母们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光。

  许志辉体会到,这些失散的孩子不回家,背后的家庭就无法开始新的生活。一位找女儿的父亲,一直守着城中村的手机店,店里的装潢从来没变过,海报上还是那时流行的MP3和小灵通,也被撕得破旧不堪了。老板就坐在那里,他什么都不愿意改变,只想女儿回来时还能认得家在这里。

  家长们常常抱团取暖。申燕荣有时会跟着寻亲车一起上路,和其他寻亲父母一起找孩子。入夜时女人睡车里、男人睡车外。她还参加了几次寻亲大会,和家长们抱着大哭。那是个难得可以宣泄的场合,至少不会有人嫌她烦。

  许志辉和志愿者们常常劝家长们放宽心态,转移思念。申燕荣听劝,她试着去大学门口卖鸡蛋堡。别人一个鸡蛋堡卖五块,她只卖四块。“没指望这个赚钱”,申燕荣说,她只想让更多学生来看她摊位上的寻子信息。她告诉围观的学生,如果身边有被拐的小孩,可以建议去采血,这可能会让一个家庭实现团圆。

  许志辉离开公益机构的时候,帮申燕荣一家申请了1000元/月的补助,有时也会给她送菜。但是,给申燕荣的菜往往第二天又会出现在村里一些孤寡老人家中。申燕荣觉得,自己再难也要帮别人一把,积多了德才会有好报。

  找孩子的父母往往在愧疚中度过余生。而找父母的孩子,体会的又是另一种艰辛。

  在许志辉的工作室里,申燕荣认识了“熊猫(外号)。熊猫今年36岁。刚出生一个多月,她就与原生家庭失散,后来被现在的家庭收养。熊猫一早就知道自己非亲生,但小时候的她对此没有概念。直到养父去世时,告诉了她的真实来历,让她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。熊猫采血后做DNA分析才知道,自己是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或者阆中市人。

  在农村,谁家突然领回来一个孩子,往往全村无人不知。而这些生活在农村的非亲生儿童,多数都拥有相似的、被流言蜚语充斥的童年。“野孩子”、“爸妈不要你”、“乱认爹”,熊猫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些话。她现在是一家建材店的老板,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服过输,但提起这些她就会流泪。

  养父去世后,熊猫试着去参加了一场寻亲大会,那里有无数个像申燕荣一样的父亲母亲。她被触动了,她被触动了,就像许志辉说的那样,她感觉自己的父母或许也像这些人一样,没放弃过寻找自己。她想找到亲生父母。

  尽管许多人都跟她说,“你是女孩子,肯定是父母要男孩,不要你了”。但熊猫冥冥中相信,亲生父母不会是这样的人。她有一个女儿,女儿是她的“精神支柱”。某一些程度上,她生女儿也是想看看自己小时候长什么样。后来她告诉自己,无论结果如何,她只想要一个答案。

  寻亲车队里的货车司机崔华强,同样是中年才出来找家的孩子。他生活在山东聊城一户农村家庭,即便已经快40岁,他还是忘不了成长过程中那些被流言攻击的刺痛。被问到为何需要出来寻亲,崔永强的回答是:“我不想再被人嘲笑了。”

  崔永强寻亲的过程顺利许多,因为父母也在找他。认亲那天,崔永强又激动又难过,父母已经80岁高龄,操着一口他听不懂的山西方言,交流都有些困难。因为在小家庭和事业都在山东,崔永强目前仍然留在山东,但会定期和山西的兄弟姐妹们视频,看看父母的近况。

  他也理解许多孩子不愿出来寻亲的原因。处理养父母与亲生父母的关系,做何种选择,在外人看来是个不需要思考太久的决定,但对孩子而言却是个巨大的难题。

  许志辉说,很多决定主动找家的孩子都在25-35岁,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接收的身份信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错误的。“只有到这个年纪,做了父母,成为了户口本上的第一页,他们才能为自己做决定”。这也是怎么回事,车贴上的孩子大多数都走失于十几二十年前。许志辉想通过货车上的寻亲海报传达一种信息:找家吧,父母在等你。

  很多人在上岸后想告别寻亲的苦,会选择离开寻亲圈,但崔永强留了下来。他也在自己的货车上贴上了车贴,当上了志愿者。很多寻亲人不知道采血的流程,他教人怎么直播,如何采血,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。

  许志辉的规定是,所有加入的司机都必须自费打印海报,这吓跑了不少司机。他们不理解,好意帮宣传为何还要自己掏钱,有些人听到这个规定后就把许志辉拉黑了。

  这是许志辉的底线。寻亲家庭大多都很贫苦,如果贴海报要向他们收钱,反而会为他们增加负担。尽管有经济宽裕的家庭愿意掏钱,甚至想在海报上写明酬金,但这对其他家庭不公,他也拒绝了。另外,许志辉的工作室不接受任何捐助,因此打印费只能由司机自己负担。

  王先强是个单亲爸爸,出来跑车是为了能养得起一岁的女儿和父母。有一次他把车开进学校,在等待卸货的时间里,孩子们被五颜六色的车贴吸引,把他的车团团围住,讨论着上面的走失儿童信息,这个画面被他记了很久。只要多一个人看到车贴,他就觉得有成就感。

  外卖骑手李阳也一样。从房产销售的岗位上失业之后,他不得不跑起了外卖。电瓶车没有货车那么大面积,他还是想办法贴了十几张。“货车在大路上走,我们是在小路上走,去到小区、街巷,补齐死角。”有时他甚至会自费帮其他司机打印,尽管自己也有些拮据。

  很多司机的经济情况不算好。许志辉说,许多司机转打印费的时候,都问能不能用支付宝,而不是微信,因为手头没现金,支付宝可以用花呗预支。“就没想到那么多人都已经紧张到这个程度了,还愿意帮人一把。”

  司机们相信,善意会得到好报。他们发现,每次去厂里装卸货时,有人看见车上的车贴,都会主动倒水、拉过来一起吃饭,或者优先卸货,有时有些老板会因为计价问题找司机麻烦,看到车贴也不再计较。

  这两年,海报上的部分孩子逐渐被找到。“去年是李恒宇、梅志强、李俊杰,今年是蔡佳玲,郑荣伟,陈子阳……”许志辉记得每个孩子的名字。每当公安那边传来失散的孩子与亲生父母DNA比对成功的消息,司机们都会高兴得不行。

  许多走失的孩子都丢在十几二十年前,而家长能提供的只有寥寥几张童年照。总有司机看到这些陈旧的照片,露出疑惑的神情:“丢这么久了,你一张海报能起啥作业?”

  “的确,没有一点一个孩子,是只通过一种手段、一个线索就成功找到的。”许志辉清楚地知道,茫茫人海中要凭借一张老照片来寻人的希望极其渺茫。

  但在他接触过的寻亲家庭里,父母找孩子往往比孩子找父母苦得多,前者是押注全部身家,后者则常常需要排除万难,才能踏出寻亲这一步。他想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海报,让那些犹疑自己身份的孩子知道,仍有这么多父母没放弃寻找。

  越来越多寻亲车上路以后,许志辉也被更多人熟知了。今年7月,他获得了货拉拉平台授予的“好人好事奖”和奖金。

  有时候,许志辉也会觉得这些年自己对家庭有亏欠,跑货运本来就是一个劳累的工作,工作之余还将很多时间放在帮助寻亲家庭上,自己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  即便是面对记者,许志辉的妻子仍然会止不住抱怨。二胎出生前,丈夫没有陪她去过一次产检。但后来妻子选择尊重。她会斥责许志辉抽烟、喝酒,但唯独涉及到这件事,她会沉默。她知道丈夫在做一件“好事”。

  “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,我怕没人会做了。”许志辉说,但凡有一个家庭没找到孩子,他就不会把这个爱心行动停下来。别人问他图什么,他说答案就在寻亲海报上。那是四个醒目的大字:寻找可能,放大希望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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